上世纪70年代初，为了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几年的野营拉练。当时作为军人的我，有幸参加了几次拉练，其中的一段故事让我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那是1973年1月12日凌晨4点，嘹亮的军号声打破了山村的宁静，唤醒了酣睡的战友。号声就是命令，我和战友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背着20多公斤重的行装，顶着鹅毛般的大雪，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踏上了夜行军的征程。
北国的隆冬是冰雪的世界，茫茫大地被厚厚的积雪全部覆盖，反射的雪光照亮了前进的道路，部队沿着盘山公路艰难地行进着。
我连是全团的后尾，我是连队卫生员，走在我连的最后，目的是为掉队的战友提供医疗服务。我不时地将目光投向身后，唯恐有人掉队。突然发现身后十来米远的路边有个人影，便问：“后面是谁？”“是我”我赶忙返回去，原来是九班战士小曾，他感觉腹部疼痛。经体检、初步诊断后，打着电筒为他打了针，吃了药。待病情缓解，立即加快步伐追赶连队。
我隐约看见山沟边有条小路直通山顶，便对曾说：“咱们干脆超小路去追。”我俩在陡峭的山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攀登，稍不小心就滑倒，爬起来继续前进，走一步就在雪地里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尽管天气十分寒冷，眉毛上、皮帽前沾满了霜花，走起路来照样发热，汗水湿透了衬衣、棉衣，浸湿了肩上的背包带。一个多小时的连走带爬，好不容易翻上了山顶。
当时分析：我们走的小路，可能超过了连队，在这儿等他们来吧。20多分钟过去了，连队没来。这时天也放亮，往山下看，千军万马正在蜿蜒的路上向山下进发，气势恢宏而壮观。于是我们又否定了原来的判断，沿着小路飞奔下山。
有人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当时我的感觉恰恰相反。不一会工夫，就追上了前面的部队，但没有找到我们连队。正纳闷时，见营长和身背步谈机的通信员小马骑着两匹大白马急驰过来。我赶紧上前行了军礼：“报告营长，请问我们连过去没有？”“没有，你们俩怎么不跟连队一起走?”我把刚才的情况简要向营长作了报告，并建议营长：“你让小马迅速将这一情况通过无线电报告我们连长，他们现在肯定心急如焚。”“小马同志，你就这里等他们连到来，并将此事报告韩连长。”“是”营长的安排让我俩松了口气。
我俩箭步如飞，很快就超过了前面的部队，到达了一个屯子。老乡在公路两旁敲锣打鼓欢迎我们。我俩来到路旁一老乡家里休息。看到连队来了，我们喜出望外，奔去归队。当走在最前面韩连长的目光扫射到我俩的那一瞬间，他气不打一处来：“你他妈的混蛋！简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无组织无纪律，全连为你们着急，等你们，找你们，你们知不知道？”顿时把我俩吓呆了，眼泪“刷”地喷涌而出，差点哭出声来。连长一看，语调迅速降低了八度：“要是出了事怎么向你们的父母交待呀！还傻站着干啥，赶快入列，到时再跟你俩算帐。”
战友说，为了寻找我俩，不但让战友们吃了苦，还让全连都掉了队。
天亮之后，连队清理人数，发现少了我俩。连长又着急又生气又难受，当着全连的面狠狠批评了小曾所在的三排长、九班长，立即命令三排长带九班回去寻找，部队原地休息。找我们的10位战友分成三个小组，各负责搜索公路左边、右边和小路。一边搜索一边高声喊我们的名字。他们从山顶找到山底，始终没有发现我俩的踪迹。
当他们把情况向连长报告之后，连长命令他们再回去找，找不到就别回来：同时命令大部队快速前进，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当我们连到达了岔路口时，通信员小马恰恰忘了把这事告诉连长。连长又安排两个战士在那里等寻找我们的战友们。真是又费马达又费电。
午餐前，九班召开班务会，小曾在会上做了深刻检查。我就挨个询问战友们的身体状况，给脚打泡战友穿泡，给有病战友拿药，用实际行动来弥补“过失”。
袁志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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