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飞驰在宽阔的广深公路中，麻涌镇、厚街镇、长安镇、虎门镇……一座座极具现代都市气息的小城争相挤进我们的视野。

　　“到底哪里是东莞？”面对我们的迷惑，和善的司机操着“广普”说，“这里都是东莞的辖区，真正的城区并不见得比这些镇繁华哟！”

　　司机如此回答曾让记者误以为是“广普”造成的误解。

　　几天采访下来，我们才发现，如果不是因为最近两年东莞城区耗巨资修建了诸如大剧院、博物馆等设施，在没设区县的地级市———东莞的旗下，32个极度发达的镇街，个个不逊色于任何发达的中小城市。

　　据当地人介绍，东莞城区的公寓楼往往比一些镇上的公寓楼售价便宜。

　　就是这一个个GDP动辄上百亿的镇，构成了今日的东莞。

　　相关权威数据显示：东莞GDP突破1000亿元大关用了24年；从1000亿元到2000亿元仅用了3年；从2000亿元到3000亿元仅用了2年！

　　沿着改革开放30年东莞的发展脉络探寻，我们发现在富民的宗旨下，一条执政者顺势而为、因时而变，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历史轨迹。

　　改革开放之初，“三来一补”企业的大量涌入，展现着执政者顺应民意、顺势而为，鼓励民众大胆掘金，迅速完成原始积累的超前思维

　　30年前，偏居南粤的东莞百姓开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逃往香港的行动，仅长安镇就跑了4600多名青壮年。

　　对此，世人形容为“青年走光，田地丢荒，干部难当，老人惊慌”。

　　就在逃港之风日渐严重之时，1978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

　　东莞的执政者意识到，逃港是因为群众不愿在贫穷中挣扎，既然可以开展对外加工，就应该顺应群众脱贫致富的想法，鼓励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

　　在政府的鼓励下，次月30日，东莞县二轻局和香港信孚手袋制品公司签下了全国第一个对外来料加工厂合作合同办起了太平手袋。该厂第一年就获得加工费100万元，为国家赚取外汇60多万港元。

　　当地人回忆说，进厂农民的月收入有100多元，比城里的大学毕业生还高一倍多。

　　贫穷是一种力量！这种从人们内心深处迸发出来、要改变自身命运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一时间，东莞百姓迅速接受了这一新生事物。

　　为了让更多的东莞民众进厂务工，地方政府顺势而为，往往拿出村里最好的土地———祠堂、会堂、饭堂给港商建工厂；

　　为了招商，大批党员、干部自带饭盒，在深圳罗湖口岸拦住每一个商人模样的人，力邀他们到自己的乡村去看看。有的甚至自驾小渔船在海上漂流两天两夜赴港招商；

　　为了招商，他们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前一天成立了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领导小组办公室，从各相关部门抽调了30多人集中办公，实行“一条龙”办公。

　　东莞执政者认为，错过机遇，就会错过一个时代。机遇当前，当迎头奋进。

　　“那时我们常常是一号房间在谈判，二号房间就开始审批，当天工厂就能拿到被批准的合约到九龙海关报关。到投产，只需一个星期。”曾任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萧树棠感慨地说。

　　如此的办事效率收效自然很明显，被称为“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的企业犹如雨后春笋，迅速长满了东莞大地。农村的祠堂、饭堂、会堂迅速变成了工厂，变成了一笔又一笔财富，深藏在了民间。

　　1984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63周年这天，东莞县政府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外经济记者招待会，向到场的50多名内地和港澳记者公布了多项招商引资优惠措施：外商可享受低于经济特区的优惠地价；免二减三征收所得税；政府担保贷款……

　　东莞执政者认为，富民是第一要务，违背人民的意愿，必将被历史所淘汰。

　　这一发展“三来一补”的大胆举动引来了种种非议，有人认为这是请来了资本主义，并以“三来一补”是“满天星斗不见明月”、“只见灌木不见乔木”为由开始发难。

　　其时主政广东的任仲夷对此指出，东莞的发展路子一定要从东莞的实际出发，“三来一补”要继续搞，绝不能因噎废食。

　　顶住压力的执政者最终为自己的大胆举动赢得宝贵的发展良机。到这年底，东莞“三来一补”企业达到1000多家，单加工费收入就达到4580万美元，创汇1.4亿美元，位居当时全国县级市之冠。 

　　在治理整顿时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助推了东莞的持续发展；邓小平南巡讲话，推进了东莞第二次工业革命进程；环环相扣的新政，推动东莞完成了从世界工厂向现代制造业名城的嬗变

　　“三来一补”使昔日的农田水乡渐渐被称为“满天星斗”般的企业迅速填充，大批的香港货柜车开始每日穿梭于东莞凹凸不平的乡间小道。“天气好路就通，下了雨路就封”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货柜车司机纷纷抱怨说：“不怕东莞佬，最怕东莞路。”

　　发展经济，基础设施必须先行。东莞执政者很快意识到，筑不起一个好巢，就不可能引来凤凰。

　　财力拮据并没有难倒胸怀致富梦的东莞人。1981年，东莞高埗人一咬牙每人拿出10元钱，修出了国内第一座由农民集资的收费大桥—————高埗大桥。

　　在政府的推动下，石龙南桥、万江大桥用同样的集资方式相继建成。而这种建桥模式也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但依靠如此的小打小闹根本不可能完善一座城市的交通需求。

　　时至1988年，面对国内宏观调控的严峻形势，东莞抓住这一时机，果断提出基础设施适度超前发展的战略。

　　1989年，东莞政府决定用财政作担保，发动各镇入股集资，筹集资金10亿元，修建起莞龙、莞惠、东深、莞长等全长710公里的4条主干道和13条联网公路，使东莞的交通动脉基本成型。

　　此后，发电厂、水厂、石油气站、通讯网络逐一兴建，广梅汕铁路、虎门港相继落户东莞，国内第一条自行兴建的莞深高速公路通车……

　　当庞大的基础设施逐一展现在世人面前时，先人一步的东莞依托这一平台，终于使自己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集聚地。

　　当筑起的这个适合发展的“巢”逐一展现在世人面前之时，持续数年的治理整顿悄然结束，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已经传遍神州。

　　这一年，台商来了，他们带来了让东莞人耳目一新的IT制造业：台达电子落户东莞，并随即带来了上下游的相关产业，在东莞迅速构建起一条IT产业链。去年，台达电子已经与中国移动同时被福布斯列入亚太地区最棒50强企业。

　　这一年，一批跨国集团纷至沓来：日立、三星、杜邦、新日铁、汤姆逊、住友金属……

　　两年之后，被这些发展前景极佳的企业和大型企业调高“胃口”的东莞执政者宣称———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

　　一位当地人说，当时再不革命，东莞的资源就会很快被大批“三来一补”企业耗尽。

　　他们希望，通过这次革命，能让东莞产业实现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变，核心是产业升级，目的是改变单一的“三来一补”模式，夺回经济发展走向的话语权，借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使“东莞制造”迈出向“东莞创造”转变的关键步伐，最终完成从世界工厂向现代制造业名城的嬗变。

　　这场革命最终的结局是伴随着民企的异军突起，东莞执政者终于能把握住经济发展的方向，高高举起了东莞现代制造业名城的大旗。而不再像最初的“三来一补”企业那样，话语权始终掌控在外资的手里。

　　数据显示，到2005年，东莞已拥有2.4万家民企，其纳税总额占总税收的58%，超过了外资。

　　随着时间推移，一些日渐尖锐的矛盾影响着东莞的健康发展。执政者开展了大规模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提出了经济社会“双转型”等新思路

　　近30年的发展之后，东莞人骄傲地向世人列出一系列数据，显示了鞋中他们的卓越不凡：

　　全球每十双鞋中就有一双产自东莞；中国服装五分之一产自东莞；中国出口家具五分之一来自东莞；电脑配套设备产量居世界第一……

　　然而，在这些数据的背后，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犹如待发的火山一样，随时威胁着东莞的健康快速发展。

　　2008年3月3日，东莞市委机关报———《东莞日报》在一版以《网友万言长文“拷问”东莞》为题，全文刊载了网友“夜郎锅王”2日发表在南方网南方论坛上的长文：《浮华的外表 沉重的肉身》。

　　“夜郎锅王”在文中，直击东莞六大诟病：诸侯经济与本位主义；人口难题与社会封闭；利益分配面临障碍、双转型面临阻力；对外依存度过高、经济根基不稳；社会管理面临困境、社区亟待转型；政府主导与民间合力。

　　事实上，民间的实情早被执政者明了。去年1月，东莞在第十二次党代会上果断提出，实现经济社会“双转型”。

　　而在此之前，东莞执政者已经有所动作：

　　针对出口加工型企业比例过重，自身缺乏创新型产业的现状，打造了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其设置的人均年产值150万元，每亩投资密度高达80万美元等高门槛，使这里成为东莞创新的标杆；

　　针对环境压力过大的现状，关闭水泥厂，仅中堂一个镇就关闭了年产250万吨共26家水泥厂；

　　为了节约土地，出台“禁猪”措施；

　　为了改变治安状况，采取“治摩”手段，“断”掉飞车抢夺者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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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到2007年，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成本上升、贸易摩擦加剧、新劳动合同法推出，在东莞这个以制造业而闻名的城市，所受到的环境压力、能源紧缺、土地紧缺、劳工紧缺等等问题，已经逼近它所能够承载的极限。

　　也正因为此，今年初，东莞被中央列为科学发展观试点城市。

　　要实现“双转型”，有几个门槛东莞不得不越过：

　　打破镇街各自为政发展的格局，实现资源共享；

　　减少人口压力。东莞市副市长梁国英称，东莞有600万人口最合适，而目前东莞仅外来人口就上千万；

　　随着产业转移的加速，上百万以房收租的东莞本地食利阶层如何安置？社会治安如何维护稳定？对外依存度已经高达450%，为全国平均水平6倍的东莞如何继续发展……

　　面对这一纷乱复杂的局面，面对许多普通民众的不理解，东莞执政者铭记100多年前在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的警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仅果断调低了经济发展增速，还迅速掀起解放思想大讨论，为即将开始的大动作埋下伏笔。

　　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称：“我们必须做到四个忍住，即忍住暂时的阵痛，忍住经济增长放缓，忍住社会非议，忍住暂时的收益减少。毒箭射到壮士身上，是把胳膊断掉，还是不切胳膊而等着身子也烂掉？所以，我们必须有壮士断臂和刮骨疗毒的勇气才行。”

言论

直面风险 迎接挑战

　　30年前，大逃港的危机中，东莞人有了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

　　30年后，面临经济社会“双转型”的东莞，已经决定壮士断臂。

　　30年间，东莞一直在变。细悉东莞的发展史，一条清晰的脉络是，在每一个濒临危机的关键环节，总有一双以富民为目的之手，掌控着东莞的前进方向。

　　这是一双敢于直面风险、迎接挑战的手。在姓社姓资争论得最激烈的年代，他们能扛起所有的压力，鼓励、引导民众发展；在“双转型”面临上百万民众非议的时刻，敢于断臂疗伤，迎接未来的挑战。

　　这双手来自东莞的党委和政府。

　　今天的重庆，犹如战地夜行的勇士，亟待明辨方向。

　　我们深信，解放思想，犹如黑夜的火炬，将为重庆的发展指明方向。

　　解放思想，需要的是敢想敢干，需要的是敢于打破陈规的勇气，直面打破陈规后的风险。

　　我们深深明了，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思想不解放，事业不发展，就会面临最大的风险。

　　那么，直面打破陈规后的风险又有何可惧？

　　是该拿出勇气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