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流水,彩云之南。
云南,一个美丽的地方,一个众多旅游者的目的地;而说起云南旅游,不能不说的就是古城丽江。
最近10年间,云南人硬是将“游山玩水”变成“真金白银”,其旅游增加值占到了云南省GDP比重的6.8%。
而古城丽江,则是云南旅游业发展的典范。云南省政府研究室的韩健将丽江的成功总结为:“肉体与灵魂真正的合二为一。”
的确,古城只是个壳,如果没有纳西文化的渗入,就没有如今甚是灵动的丽江;而如果没有相关领导和职能部门的思想解放,也许,到今天连这个壳都没有。
一纸建言与丽江命运的转折
———能否采纳积极的建言,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职能部门解放思想的程度
“丽江古城目前遭到极大的威胁,新街像一把尖刀已经插入古城之中。”1986年7月17日,原云南工学院建工系教授朱良文,在一封致云南省省长和志强的信中这样写道。
也许朱良文没有料到,他与丽江的关联,将如阮仪三之于山西平遥一般,密不可分。
那是1986年7月初,朱良文带领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建筑系的19名师生,前往丽江地区(注:2002年国务院批准丽江撤地设市)讲习丽江纳西民居课程。朱良文发现,小镇上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人家,正将木结构的传统纳西民居一一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钢筋混凝土小洋房。
与民间大兴土木相比,政府的拆迁工作更是“兴师动众”。政府不仅下发了“打通四方街”的红头文件,且拆迁指挥部也备齐人马,只要一声令下,四方街3.8平方公里内的民居将被夷为平地———目的只为一个:发展经济。
时光回至1252年,忽必烈挥师南下,直取丽江。面对强敌的入侵,纳西先祖凭借弱小民族的生存智慧而求和,使自己的人民与文化免于屠戮。
自此,丽江闻名天下。
自此,大研古镇平地而起。
自此,茶马古道得以诞生。
“丽江有今日厚重,谈何容易?”丽江地区建委主任杨世昌(音)对拆迁顿感沉重:如果打通了四方街,宛如在丽江古城的“心脏”切开了一条致命的口子。
于是,杨世昌找到朱良文,希望朱能想想办法。“作为业务主管部门,他们知道四方街的价值。但县政府发展经济迫在眉睫,已经发下文件,杨世昌们根本阻止不了。”朱良文说。
“我也没有把握,”朱良文回答杨世昌说:“我试试。”便登上了回昆明的班车。
在路上颠簸了两天,朱良文回到家已经是下午4点多。扔下行李,朱良文直奔书房,拿纸提笔给云南省省长和志强写信,呼吁“千万不要搞建设性的破坏”,请求“及时制止一些蛮干的行为”。忐忑中,朱良文把这封多处涂改过的信件寄了出去。
“作为一省之长,他能不能看到我这个小老百姓的信?”朱良文事后回忆说,“即使看了,他能不能作出批示?我当时的确没有底。”
20多天后的8月14日,朱良文没想到,他写的信,省长竟然批复了。
和志强如是批示丽江县政府:“较完整地保留丽江古城很有必要,这不仅是为了研究颇具特色的纳西族民居建筑的需要,也是为了适应开放和旅游所必须。”
自此,一场轰轰烈烈的拆城运动,在不到一个月后戛然而止。
这封信改变了丽江的命运。但与丽江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两个人———朱良文、和志强却留下一丝遗憾,直到今年3月份和志强去世,朱良文都未曾与这位纳西族的省长见过面。
对于当初和志强及时、坚定的批示,朱良文概括为八个字———“思想开放,胸襟开阔”。
“云南旅游产业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是靠着许多人敢建言、多建言。”韩健说,“能否采纳积极的建言,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职能部门解放思想的程度。”
一场激辩与古城的起死回生
———如果在丽江的修缮问题中不争论,那么丽江现如今可能是另外一种风格
“从致力发展经济来说,县政府的行为可以理解。不过,这种单向发展经济的思维模式差点毁了丽江古城。在经济发展中,政府换位思考,往往会成为一个地方长远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朱良文说。
也就是在1986年,全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不到25%、西部地区更低于15%的情况下,云南已经开始把第三产业作为经济支柱来培育。但此时的丽江,还没有真正走入大多数人的视线。
大多数人第一次认识丽江,源于1996年2月3日,那场强度为7级的地震,造成当地死伤人数达到17366人,直接经济损失高达40亿元。
而当时,丽江已开始了申遗之旅。新闻媒体的介入,立时把丽江推到了风口浪尖,申遗之路随着外界的猜测也变得不确定起来。既然掩饰不了,丽江索性就敞开大门,接纳那些蜂拥而至的好奇者。
随着地震后修缮工作的展开,问题也接踵而来。
在修与不修中,政府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部分人认为,地震把墙体都震塌了,索性拆了建新楼;而另部分人认为,不能拆,要修就要修成原来的样子。
争论到最后,政府各部门意见最终达成一致,“恢复地震前的样子”。
朱良文认为,“古镇的美不在于大和华丽,要的就是传统民居的古朴。在满足社会大众审美观的同时,我们不能摒弃自己的传统。”
但如何修缮,政府部门又遭遇难题。在广泛采集建筑学界颇有名望的专家的意见后,朱良文“修旧如旧”的建议被采纳:从维修材料到建筑上的花纹,乃至每栋受保护的民居、每棵树、每块石头等都有保护规划和平面图、剖面图,都要与原来保持一致,体现出古建筑“修旧如旧”的核心。
“争论未必是件坏事。如果在丽江的修缮问题中我们不争论,那么丽江现如今可能是另外一种风格。”朱良文说。
1997年12月底,丽江申遗成功,这个800多岁的茶马古镇,终于重获新生。除了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外,地处丽江腹地的“三江并流”也随后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东巴古籍》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丽江可能是目前全球惟一同时具有三项世界遗产的地方。
至此,“云南发展旅游业走过了从‘接待事业型'到‘一般产业型',再到‘支柱产业型'的转变,随着产业地位的变化,旅游业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变。”韩健说。
“‘丽江模式'是世界文化遗产有效管理与旅游开发协调发展的典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管理第五届年会达成了以上共识。2001年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公室主任理查德·恩格哈博士,高度评价了丽江古城保护所取得的成绩,认为其保护状况在中国乃至亚洲太平洋地区已成为典范。
对于“丽江模式”的说法,原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所长范道桂却并不认同,他认为“模式”是一种可以复制的“印刷品”,有一定规律。他更愿意说成“丽江现象”。范道桂认为“丽江现象”给人的启示就是: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样,历史文化遗产就可以转变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生产力的因素。
丽江立足于自身独特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与自然生态资源,通过科学保护和管理,并适度合理地进行开发利用,以古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带动旅游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系列的数据表明“丽江模式”给当地带来了什么:
2007年人均GDP达1.7万元;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60亿元,10年增长了9倍;
居民收入中有13%来自于旅游相关行业;
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超过50%,高于云南省39.4%的平均水平。
“在保护与发展中,丽江已经让两者充分和谐。”韩健说。
一脉文化造就丽江之魂
———任何一个景点如果没有文化底蕴,那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职能部门如果只专注卖门票的蝇头小利,那文化这块大蛋糕可能就会发霉
就在入围世界文化遗产之时,一个新鲜的概念也被丽江乃至整个云南人所接纳。
1997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在北京大学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
费孝通指出,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联系现实,尊重并吸收他种文化的经验和长处,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就是“文化自觉”。文化没有了能延续下去的种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
原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所长范道桂认为,在“文化自觉”上,云南的旅游业是有过教训的。
上世纪80年代,云南的西双版纳也算是国内旅游界的佼佼者。但是大部分游客都在坝子里面旅游,没有走出去,也留不住,“风光游”这种旅游方式就注定失败。
范道桂说:“西双版纳并不缺少文化资源,而是没有挖掘。丽江则不同,他们文化挖掘得很彻底,有着世界文化遗产的头衔,而且把东巴文化、纳西古乐都充分利用。这样才留住了游客,靠门票收入是最初级的旅游开发模式,文化、休闲度假才是今后旅游发展的方向,而且这块‘蛋糕'的份额相当大。”
如今,在丽江古城区及玉龙县范围内活跃着22个古乐队,14个东巴文化传习馆,一大批以木制工艺、东巴蜡染、纳西布挂画、东巴纸、铜制器具等为代表的传统工艺经营户,纳西古乐及东巴文化产业年产值超过了1000万元。
2003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在波兰格旦斯克举行,丽江申报的“东巴古籍文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这标志着纳西族东巴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工作步入了国际化的新阶段。
范道桂认为,云南的民族文化是云南旅游产业走向世界的支撑点,是自然景观和人文的最好结合。大理有白族文化,丽江玉龙雪山是一个东巴文化圈,香格里拉则是以雪山和草原为依托的藏族文化圈。“如果没有自然和人文的结合,云南的旅游就缺少了可持续发展动力”。
1988年,在云南省首届艺术节上,出现了万人空巷的场景。而正是这个时候,一些有眼光的企业家开始投资云南的旅游业,当即就签了30亿元的意向性合约。目前,云南60%以上的景点属于文化景点。
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人”的丽江人宣科,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一流行口号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曾语出惊人:“丽江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那些老房子是次要的原因,我们纳西古乐才是主要原因。”
房子终会腐朽,而流淌着中国文化血脉的纳西古乐则会流芳千古。
1995年11月,纳西古乐不仅成功登上了英国伦敦伊丽莎白女皇演奏中心的殿堂,此后挪威国王、芬兰总理先后给予了高度评价。
玉龙雪山下的丽江古城散发着另一种美。
■丽江感言
在保护中寻求发展
丽江一步步走到今天,其核心是在保护中寻求发展,使保护与发展充分和谐。
在天平的两端,保护与发展似乎永远不能处在同一水平面上。要发展经济,打破传统衡量模式,只有冲破思想“框框”,才能让历史文化遗产转变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生产力,这才能体现保护与发展的和谐。
保护不是把陈旧的古迹装扮得冠冕堂皇,也不是拿些舶来品贴上“这是我们的文化”的标签。把民族的、有着当地特色的文化挖掘出来,让世人了解,这些东西只有在你这里能看到。
放眼整个云南,保护文化与经济发展已经水乳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