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万个商位、40余万种商品、1万多名常驻外国采购商……徜徉在连绵6华里的义乌国际商贸城，不断感受到来自这个城市“心脏”的强大搏动。
　　2005年，在联合国、世界银行、摩根士丹利联合发布的《震惊全球的中国数字》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义乌距离上海300公里，那里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外国买主都到那里进货。”

　　2007年，义乌市场以高达460.1亿元的成交额，连续第17次蝉联全国批发市场榜首。

　　让人没想到的是，创造这一系列奇迹的义乌，竟是一个既不靠江沿海、也无任何资源优势、更没有国家特殊政策“惠顾”的浙江小县（1988年义乌撤县建市）。

　　众多市场“百舸争流”，义乌为何独占鳌头？

　　答案是：小商品背后有只“有形的手”！

　　“有形的手”首次发力：当全国其他地区还在“沉睡”时，义乌政府率先开放市场，打开了经济发展和百姓致富的“阀门”，创造了义乌的先发优势

　　在义乌第三代市场———义乌中国小商品城针织市场大门前，矗立着一尊手摇拨浪鼓、肩挑货郎担的义乌人塑像，它有一个名字叫“鸡毛换糖”。

　　从明清时期起，守着贫瘠土地、迫于生计的义乌人，开始挑着土制的麦芽糖，走村串户换鸡毛。换来的鸡毛一部分做成鸡毛掸子，另一部分则用于肥田。

　　到上世纪70年代，这只“鸡毛换糖”大军已有相当规模。就是在“文革”期间，也有约7000人之多。

　　如果将义乌这种民间自发的经商活动看作是源，那么从这个源头流出的水100多年来从未曾干涸。

　　1981年，干了七八年“鸡毛换糖”的骆华文，拿着从外地赚回来的3万元钱，在义乌廿三里摆起了地摊。随后，来摆摊的农民越来越多。这个由农民自发形成的马路市场后来被称为第一代义乌市场。

　　那个年代，从事自由商业经营，被视为“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明令禁止的。可义乌的小摊贩却屡禁不止，这成为当时最令义乌政府部门头疼的问题。

　　冯爱倩就是这些小摊贩中的一个。1982年，这个提着小货篮偷偷摆摊的义乌妇女，在又一次被罚后，一怒之下，冲到县委机关门口拦住了时任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质问他：“摆地摊求生活有什么不好？政府为什么不让我们做生意？”

　　这一来自群众的强烈呼声，在刚刚上任的谢高华脑中演变成了一场激烈思想碰撞。义乌的小商品经营为何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开放市场的确能够解决群众的生计，但政策不允许，怎么办？

　　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春风已经吹到了这个江浙小县城。经过数月的调研，谢高华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要发展义乌经济，要让义乌人富起来，就必须开放市场。

　　当年9月，县委常委会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议：开放市场，宁可不要乌纱帽也要发展！

　　紧接着，义乌有关部门下发了全国第一个开放市场的通告，提出“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

　　套在脖子上的缰绳被解开了，群众创业热情和致富冲动如同闸水般倾泻而出。尽管如此，对义乌发展道路的争论却仍在继续。

　　1983年的一天，义乌县委党史办公室上演了一场讨论。有人说：“市场开放后，个体摊位数一增再增，这说明义乌经济可以围绕市场大做文章。”也有人提出：“按照马克思的《资本论》，流通不产生价值，一个县的经济怎么能够全部依靠一个市场呢？”“大量农民涌进城，不但把国营和集体商业搞乱了，‘资本主义的尾巴'也割不完了。”

　　面对争论，以谢高华为代表的决策层进行了客观而冷静的分析。义乌没有资源，没有工业基础，唯一有的就只有一群勤于创业、善于经商的义乌人。经过分析，他们更坚定了自己的立场：尊重群众、尊重实际！群众维持生计不算“资本主义尾巴”!

　　一年后，义乌决策层正式提出“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确立了“以贸易为导向，贸、工、农相结合，城乡一体化，兴商建县”的发展路径。

　　开放市场，打开了义乌经济发展和百姓致富的阀门。1988年，义乌第三产业比重增长达39.2%，义乌经济开始走上以市场为支柱的快速增长道路，为义乌市场的发展抢占了先机。

　　义乌现象启示我们：发展的秘诀在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有形的手”再次发力：当全国各地市场建设风起云涌时，义乌政府以超前的眼光，提出了“引商转工”，为经济发展找到新的动力，确立了义乌的比较优势

　　义乌市场的真正腾飞是在上世纪90年代。

　　此时，大大小小的专业市场已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其中名头较为响亮的有武汉的汉正街、温州的妙果寺、成都的荷花池以及重庆的朝天门等。

　　1990年，义乌市场也从马路搬到了室内，摊位从1982年的750个，发展到了13910个，年成交额达到10.25亿元，一举登上当年全国十大专业市场之首的宝座。

　　在市场发展如日中天时，危机也接踵而至。

　　在竞争中，义乌人越来越感受到，义乌市场“人无我有”的先发优势已随着各地对市场的开放而消失。“义乌如何立于不败之地？”“义乌市场的优势在哪里？”一场事关义乌前途的大讨论在决策层中轰轰烈烈地展开。

　　市场积聚靠的是人气、信息、商品的积聚。但义乌先天不足，既不是交通枢纽，也不是沿海港口，外地商品为何要选择义乌市场，而不是其他市场？

　　市场要持久繁荣，必须要有产业的强劲支撑。在竞争中，义乌小商品低成本的优势已经开始显现。如何让这一优势放大？

　　经过讨论统一思想后，1995年，义乌市政府以超前的眼光，提出了一个颇具气魄的设想：“引商转工、贸工联动”———引导民营企业家和商业资本向工业扩展，大力发展小商品制造业，形成与专业市场紧密联动的工业产业体系。

　　随后，义乌政府专门设立了“工业区”。工商、税务、银行、商检等各部门都在工业区设办事处，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周晓光的新光饰品公司就是在那一年正式成立的。据她回忆，所有手续都是政府“手把手”教会的，整个过程不到一个月。

　　也就在这一年，有两个叫翁荣金和翁荣弟的义乌人，来到意大利，到全球最好的袜子生产厂考察学习。最后，他们将当时最先进的“海德堡”设备搬到了义乌，创立了浪莎袜业，此举让他们一举成为中国制袜业的老大。

　　如果说义乌率先开放城乡市场是顺应民意，那么适时提出“引商转工”战略彰显的则是政府的韬略和智慧。

　　目前，义乌已有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了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行业。义乌市场中，本地造占据了30%。

　　义乌现象启示我们：解放思想，政府为先。只有政府站在了更广阔的空间中审时度势，才能把握地区经济的脉象。

　　“有形的手”持续发力：在市场发展壮大过程中，该管的义乌政府绝不放手，不该管的义乌政府绝不干预，既为企业发展提供必要的“阳光”、“雨露”和“空气”，又让企业可以放开手脚，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活力，从而确保了义乌的领先优势 

　　今年10月，占地524亩、建筑面积达104万平方米、投资60亿元的义乌国际商贸城三期将投入使用。从1982年至今，义乌市场已是五易其址，十一次扩建。

　　此间，义乌经历了八届政府，但“兴商建市”的战略却始终没有改变。

　　义乌市政府顾问、义乌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陆立军说，如果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义乌经济脱胎于温州经济，走的是民间资本主导、专业市场加农村工业化道路的话，那么到现在，义乌已走出了一条以小商品贸易为龙头、外向型程度相当高的独特发展路径。其中义乌政府的引导、调控、规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义乌政府就开始探索如何在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之间实现平衡。而今，这套模式已经日渐清晰。

　　“政府有三个‘必须管'。”义乌市委书记吴蔚荣介绍说。

　　首先是市场资源。义乌决策层认为，义乌市场每次搬迁和扩建，都涉及诸多利益的分配，一旦政府放弃了市场资源，就等于放弃了对市场的调控，市场最终无法持续兴旺。

　　其次是物流场站资源。市场和物流就好比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光有市场没有物流，市场无法活起来。所以义乌的场站建设采取的是政府出资建平台，再租给私人经营。

　　第三是市场环境。义乌是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为了营造良好的经商创业环境，义乌政府不遗余力。

　　在制定政策、提供服务时，政府为企业排忧解难，从不分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在义乌行走，你会发现，无论是城里、还是乡下，学校都很漂亮。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微观经济义乌政府却从来不管。用吴蔚荣的话说：“义乌政府是强势政府，但不是包揽一切的政府，政府决不干预微观经济！”

　　吴蔚荣举例说，对经营户具体经营行为，如项链卖多少钱、袜子卖给谁，义乌政府从不过问。

　　义乌物流场站是政府建立的，全国最大内陆海关的通关政策也是政府争取得来的，但物流企业货物发往哪里，运输价格怎么定，政府却从来不管。

　　在义乌，政府从来没有为某个企业贷款开过一场协调会，也从来没有指定哪一家银行必须给企业贷款多少，而只是“架桥梁”，让银企走到一个桌面上来对话，至于双方是否谈得成，政府是不会管的。

　　相反，当商业领域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义乌政府就会千方百计引导义乌民间资金从三产业转移到一二产业，为老百姓的资金找出路。　

　　义乌政府认为：“某一个企业出现贷款难，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我们在意的是义乌整个金融生态环境。”

　　义乌现象启示我们：政府不是“守夜人”，而必须是一个能把“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起来的政府。

　　解放思想扩大开放，我们的政府该怎么做？找准自己的角色是关键。